Question-量化DCE的应用什么情况下量化的DCE成像是有用的？有没有这样的例子？

原文链接:When might quantitative DCE imaging be useful? Can you give some examples?

概要

坦率的说，以目前DCE的发展水平，我对量化DCE广泛向临床中推广没有多少热情。仔细查看现有的文献，读者会发现测量参数的值在不同的研究机构中有显著地不同。如果比较不同的肿瘤（如淋巴瘤和胶质母细胞瘤），我注意到测量参数如Ktrans和ve统计上有显著差异，但是组间的重叠使得这些差异没有实践的价值。至今为止我们研究过的大多数脑肿瘤病例中，量化DCE只是与观察造影剂摄取的时间-信号强度曲线相比提高了诊断概率，与常规DSC或者弥散加权成像相比丰富了测量参数。如果你愿意相信并且想知道为什么一些人认为量化DCE成像有一个光明的未来，请继续往下读。

DCE成像的病理基础在于侵略性更强，恶性程度更高的肿瘤有更多的新血管生成（这一基础概念并非无懈可击）。为了给肿瘤迅速增殖的细胞提供营养物质，血流量和血容量通常会增加，组织中血管和血浆（vp）所占的比例也会增加。肿瘤血管表面积增加，而且有固有的泄露，因此它们的渗透性-表面积乘积增加，我们预计肿瘤的Ktrans也会变高。此外，恶性肿瘤往往有坏死区域，导致与良性肿瘤相比细胞外空间比例（ve）增大。

一个驱动肿瘤学家推动量化DCE成像的基本动机是DCE能够预测并监控肿瘤反应。一些新的化疗药物如bevacizumab和cediranib是针对血管内皮生长因子（VEGF），这些药物不直接对肿瘤细胞产生细胞毒性，因此不会导致肿瘤立即萎缩。然而，通过降低血管通透性影响Ktrans和vp，是一种可用于评估治疗效果的潜在量化方法。类似的原因，DCE参数也有望区分进展性肿瘤和假性进展肿瘤，区分肿瘤复发与肿瘤放射性坏死。我们的两个病例展示了DCE成像在脑肿瘤中的应用，如下图。